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八十多年，靖國神社仍不斷引發外交爭議。問題不只是日本政治人物是否參拜，而是戰爭責任能否被誠實記憶。一個國家的高尚情操，不在於宣稱自己多麼偉大，而在於能否正視自己曾對別人造成的傷害。
中國與蘇聯是二戰死傷極為慘重的國家。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估計，中國軍民死亡約2,000萬人、蘇聯約2,400萬人。
中國與蘇聯在戰後確實取得戰勝國地位，並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創始成員；當時中國席位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1971年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然而，國際政治地位不等於受害者已獲充分補償，更不等於侵略歷史可以銷帳。
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寫明日本對戰爭造成中國人民重大損害深刻反省，同時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的國家戰爭賠償請求。這是邦交正常化的外交決定，卻不表示戰爭傷亡、家園破壞及受害者記憶因此消失。國家之間可以達成協議，歷史的道德責任仍須持續面對。
戰後盟國曾透過紐倫堡、東京審判追究戰爭領導者責任；但隨著冷戰展開，美國開始將遏止共產主義視為重大戰略目標。美國國務院把1947至1948年對日占領政策的變化稱為「逆轉路線」，重點從改革與清算部分轉向日本的經濟復甦及政治穩定。韓戰又加速了日本經濟復興。
歐洲亦然。1948年啟動的馬歇爾計畫扶持西歐重建，包括後來的西德，使其逐漸成為美國的冷戰盟友。當年的戰敗國因此重新取得發展空間，而蘇聯成為美國的主要對手。這並非表示日德沒有受到審判，也不表示經濟復興完全由美國創造；但國際利益重新洗牌的速度，遠遠快過受害者得到正義的速度。
靖國神社供奉二百多萬名為日本作戰而死的人，其中也包括不少被日本帝國動員的朝鮮人與台灣人。對部分遺族而言，參拜是悼念家人；但1978年神社將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合祀，便使政治領袖的參拜超出了私人哀悼的範圍。
靖國神社所屬的遊就館，更因以日本軍人的犧牲為中心、淡化亞洲受害者的經驗，而受到歷史研究者批評。關鍵不在於日本人能不能追悼死者，而是如何悼念戰爭中的犧牲者，卻不將發動侵略者的責任一併洗白。
這個問題至今仍是現實政治。2026年8月15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參拜靖國神社，高市早苗首相則以自民黨總裁身分致送祭品，未親自參拜。中國與韓國對此提出抗議。不同形式的致意，在日本國內可能被解讀為追思，在曾遭侵略的鄰國卻涉及對歷史責任的態度。
德國並非一開始就徹底反省。戰後仍有納粹時期人物回到公職，許多受害者等了數十年才獲得承認與補償。但德國後來逐步把國家加害責任納入公共制度：國會每年紀念納粹受害者，柏林市中心於2005年設立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政府與企業出資的「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在2001至2007年間向逾166萬名前強迫勞工及其繼承人支付共44億歐元。這些措施遠不能彌補所有損失，卻表明反省可以超越一次性的致歉，成為國家持續承擔的責任。
日本同樣不能說從未道歉。1995年村山談話明確承認殖民統治與侵略，表達深刻反省與由衷歉意；日本社會也存在長期研究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及殖民歷史的學者、公民團體與和平運動。但在國家紀念政治上，正式反省與靖國合祀戰犯、部分政治人物淡化侵略的言行仍然並存。
**若比較公共紀念與制度化補償，德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較深入且持續；日本則存在更鮮明的官方道歉與政治紀念相互矛盾的現象。**這不是替兩國人民評定天生的道德高低，而是比較國家如何把承認加害落實於公共生活。德國的反省也仍有爭議、遲來的補償與尚未解決的殖民歷史問題。
歷史的清算有法律、外交與道德不同層次。戰犯受審、邦交恢復、賠償協議，都無法取代對被害者的尊重。戰後美國得以因冷戰利益扶持日德，中日可以因外交需要恢復關係，日本也可以依法保障宗教自由；這些決定都無法使侵略歷史變成不必再談的往事。
**對戰爭的反省，正是檢驗國家能否展現高尚情操的方式之一：它是否敢承認加害事實、是否願意聽見受害者、是否能把反省轉成持續有效的公共責任，而不是在國力恢復後要求別人忘記。**靖國神社之所以跳不過去，正因這個問題至今仍未得到一致而可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