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背景

COVID-19 擾亂全球價值鏈並提高行政與經濟距離。Poland 試圖從 India 的外包中取得市占，將自己定位為 European MNE 較穩定、成本僅略高的低距離地點。UBS 對超過 1,000 名美國、中國與北亞大型企業高階主管的調查顯示，76% 美國企業、85% 北亞企業與 60% 中國企業已經或計畫把部分生產移出中國；估計可能移轉中國製造能力的 20–30%。Japan 亦從疫情刺激方案中撥出 US$2.2 billion 協助企業把生產移出中國。

問題／衝突

原先具成本與規模優勢的地主國，在全球衝擊與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後可能迅速轉化為高風險地點。

決策點

MNE 應維持全球化配置、回流母國，還是改採區域化與 nearshoring？

討論問題

1. 疫情如何改變原有 CAGE 距離？
2. 為何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可能因 nearshoring 受益？

參考解答／分析

本章不把 relocation 視為單純成本比較，而是地主國區位優勢的重新評估。跨區域距離通常高於區域內距離，因此危機後企業可能優先選擇較近、制度與供應穩定性較高的地點，但最終仍須依各項活動的 FSA 與成本需求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