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忍冬青
以外卖骑手群体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群在当代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来自于社会和舆论界，也来自 于有关部门和高校。社会和舆论界的关注主要来自于同情和关怀。对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新就业群体成为了 他们陌生的保障对象，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和灵活就业使得和企业捆绑的社会保障体系迎来了新的变革，平台补贴骑 手自愿缴费的养老保险应运而生。而对于全国总工会，新就业群体使得他们看到了从无为中破局的新出路，新就业群 体和农民工群体成为总工会关注的两大热点就业人群，一系列集体协商，骑手驿站应运而生。以劳工社会学为代表的 高校社会学界也把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视作劳动界少数被官方允许的社会调查参与机会。在对于新就业群体的纷杂 的干预和研究中，持有何种立场和出发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笔者所赞赏的研究方式是像潘毅，李静君等人对于产业工 人群体的进步倾向的干预式研究。
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中通过在深圳进入“流星电子厂”成为一名女工实地调查并亲身体验世界工 厂中的劳动过程来研究女工在劳资关系框架下的主体的发展。笔者进行实地调查和写作本篇报告文章的思路正来自于 潘毅等人的民族志研究。本篇文章被命名为“X站骑手”，其中X是一个知名的社区购物外卖配送平台。调查外卖骑手群 体的出发源于该群体的易接触性和代表性，不像被禁锢在资本保卫森严工厂中的产业工人，骑手们日常飞驰在大街 上，为调查创造了可能，而在代表性上，骑手群体代表在了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时代的”朝不保夕“的劳动大军。
笔者写作本篇文章并没有任何想使得其像一篇完全的社会学论文并且能够被学术界认可的想法，关注现实并致力于改 变现实的理念使得本篇文章不拘泥于学术上的写作范式和研究铁律，在笔者看来，社会学应当成为一种分析的工具， 而非一种个人自利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沈原在《市场，阶级和社会》这本书中提倡的理念。在历史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基于在1842年到1844年对曼彻斯特的实地调查和访谈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劳动境 遇，继承性的，劳工社会学自从布雷弗曼和布洛维的时代就强调对于劳动场域的调查和干预。
正如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书中提到探索女工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支撑着她的激进的幻想，即抵 抗全球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因此，工厂是一个正确的地方。笔者调查和写作本文的初心也和她一样，更多 的出于理想和关怀。当下自称为进步派的群体往往离劳动界过于遥远，在高校，酒吧，咖啡馆这样的场所中追求学术 功名，追求先锋文艺和精妙的后现代哲学正在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脱离劳动界，脱离对于“劳动和垄断资本” 间的对抗的关注，又如何能够支撑起口头上的豪言壮语。
我们不应当忘记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前几个月中，像晋江鞋厂火灾、留神峪煤矿事故、浏阳烟花厂爆炸一系列严重的 工灾夺走了上百名工人的生命。而这样的发生在产业工人群体中的灾难也促使笔者要把发生在当下劳动界的时事调查 并写作出来。正如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中提到了使她产生写作计划的也是一场严重的工灾即推 动《劳动法》出台的致丽玩具厂火灾。
X超市原名MT买菜，是MT公司旗下的自营前置仓零售业务。它是MT在“零售+科技”战略下的核心业务之一，主打生鲜 食杂的快送服务。X超市的特点是其完全采用手机下单，号称三十分钟送达，X超市不设立传统的线下零售大卖场，而 是通过在城市社区附近设立“前置仓”（不面向公众营业的仓储点）来存储商品。X超市是专送中的专送，其相比MT众 包的一个特点是单量稳定。X站的专送骑手取单的位置是X站站点，也就是社区的前置仓，随后骑手将外卖单配送到相 应的社区。笔者选择X超市这样一个专送模式进行调研的原因既包括其有线下站点，骑手会在相应的时间休息并进而有 接受问卷调查的闲暇，也包括X超市归属于最大的外卖平台MT，调查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调查的X站在名义上属于X超市的线下站点，其位于某中部省会城市的城区东北部，在X超市附近有多个地铁站和 从廉价新村社区（改造自原来的城中村）到高档小区层次不等的居民区。X站点和其周边的细致地理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X站处于密集的居民区地带，其在科技园区中租界场地。由于X站附近的廉价饮食商业区较少，骑手 往往需要前往南边的城中村吃饭。骑手中午会休息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在图中的“休息地带“的树荫下午休或者刷手机。而关于劳动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居住问题，大部分骑手表示自己居住在租住的社区房间中，仅 有一位骑手表示自己住在城中村租房。
陈龙在《数字疾驰》中对他工作和调查的物流有限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梳理，中关村兄弟连骑手团队是该第三方人 力资源公司下属的配送团队的地区分部。相似的，笔者在这里也基于和骑手的交流对X站和其所属的第三方人力公司的 组织架构进行了分析。
天津“小时达”物流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而笔者所调查的X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组织关系，其在经济上从属于本地某公司，而其所管理的骑手群体确是由河南人 才公司名义上定向劳务派遣的。在技术上，X站由X超市专送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在微观组织架构上，X站的核心管理 层只有一人，即站长，经过和骑手的交流得知站长是从别的配送平台跳槽过来的，其已经具备了丰富的配送管理经 验。站长下辖多个骑手队长，笔者所交流的一名骑手就是骑手队长，队长的职责是协助站长管理并发布相应的通知， 但是队长的职权较弱，成为队长的好处是每月可以获得数百元的额外收入。在法律关系上面，骑手群体和河南人才公 司签署劳动合同，平台和站点借助这样的方式在骑手和他们之间筑起了法律防火墙。马克思韦伯在对科层制的研究中 提出”现代组织依靠非人格化的规则、严密的层级和明确的分工来运行，展现出极高的理性“，而外卖站点X的科层制几 乎趋于不存在，管理呈现出来高度的扁平化，这源于数字平台承担了对于骑手的一对一的精细管理，像工头，线长拉 长这样的基层管理的职能重要性反而被削弱了。
X站和其相关平台的组织关系
笔者在线上的外卖骑手交流群和社交平台得悉，在25年到26年初的外卖大战落幕后，配送的单价迎来了明显的跌落.研 究垄断资本间的竞争如何影响外卖骑手群体和X超市骑手群体的配送模式成为了本次调查的出发点.在设计“外卖大战后 的骑手群体劳动状况”问卷的时候，笔者考虑了受调查群体X站骑手和外卖大战的特点，设计的问题包括：“您对外卖大 战前后单量变化的感受”，“您对25年年初到26年年中单价变化的感受”以及针对X超市的“在您日常配送的X超市订单 中，系统平均给您预留的“路上配送时间”（从取货到送达）通常是多少分钟？”，“对于配送超重货物（如超过10公斤或 20公斤），X超市系统是否会给您发放明显的“重量补贴”？ ”笔者随机选取了站点附近的五位骑手（分别用A,B,C,D,E来 代表）进行了访谈。受访谈的五名骑手中两位是全职骑手，三位是兼职骑手。受访谈的人数约占该站点的总人数50人 的十分之一。尽管受访谈的人数有限，也无法满足统计学的需求，但是通过五名受访者的回答可以观察到整个站点骑 手的劳动过程。